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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兴亡(xīngwáng)百变物自闲，富贵一朝名(míng)不朽。细思物理坐叹息，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 这是(zhèshì)苏轼名诗《石鼓歌》的最后(zuìhòu)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尽“小我”在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的石鼓被网友视为“九大(jiǔdà)镇国之宝”之首，康有为这样提起(tíqǐ)它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出土于(yú)唐初，地点在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北(shānběi)阪（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时艰，却绵延保存至今，先后有(yǒu)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。 石鼓在(zài)唐代时关注者虽多（如(rú)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(sūxù)、张怀瓘等），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，却(què)未成功。被(bèi)风吹日晒了两百年后，石鼓在宋代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了“靖康之变(zhībiàn)”，又流落到北京，被弃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(wáng)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”，两遭(liǎngzāo)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牵扯，留在了故宫。 如今，游客可在宁寿宫建筑群的珍宝馆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(jìng)）展览文物清单》，但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有太多的谜：制于何时？为什么要造它？为何如此珍贵？该怎样去欣赏(xīnshǎng)？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的《石鼓文(shígǔwén)诠释(quánshì)》一书，以及(yǐjí)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藏明拓战国(zhànguó)石鼓文册为什么制成鼓状？ 石鼓(shígǔ)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（李渊的年号）说较佳。 唐书法家窦(dòu)臮（音如寄，通暨）在《述书赋(shùshūfù)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有(yǒu)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，上有篆文(zhuànwén)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：‘世咸言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，即大篆）之迹，近在关中(guānzhōng)。’”这是石鼓的最早记录。 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，石鼓出土不会晚于(wǎnyú)此。 石鼓是(shì)10个刻有(kèyǒu)文字的鼓状花岗岩块，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，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(wú)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（音如(yīnrú)千，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也、兮）、田车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制成鼓状？郭沫若先生认为(rènwéi)：“这应该就是(shì)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。它象征的是天幕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所谓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，石鼓造于秦襄公（？—前766年(nián)）时，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(bùyuǎn)。 官波舟(guānbōzhōu)先生则认为，石鼓应制于秦惠文王称王时，即前(jíqián)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”，但秦人祭礼独特，“祭天曰(yuē)燔（音凡，意为烧）柴，祭地曰瘗薶（音毅埋）”，“既(jì)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无石鼓记录，可见它应被埋起来，很难(hěnnán)看到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造于秦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早(zǎo)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做成鼓状(chénggǔzhuàng)，可能是图省事——石材来自附近河滩，早被谁冲击成鼓状，没(méi)必要改成别的。 石鼓震撼唐代(tángdài)文人圈，“虞（世南）、褚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(xún)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原因有六： 一是甲骨文(jiǎgǔwén)、金文皆刀刻或铸造；石鼓文(shígǔwén)则有了笔意，呈现出书写味。 二是甲骨文、金文偏旁部首(piānpángbùshǒu)随意性强；石鼓文则偏旁部首固定(gùdìng)，规范严格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羼有象形字；石鼓文已线条化，蜕尽象形痕迹(hénjì)。 四是(sìshì)甲骨文、金文或圆或扁；石鼓文已接近方块字。 五是甲骨文(jiǎgǔwén)、金文结体(jiétǐ)多变，或疏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，有了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或粗或细；石鼓文(shígǔwén)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汉字发展史(fāzhǎnshǐ)上，石鼓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还是(háishì)上古文学史的(de)(de)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《吾车》与《诗经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(zhēnshí)宝贵资料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“重法”，后来开新者、复古者都能拿它当(dāng)借口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认为：“历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(xíngxiāng)。村童(cūntóng)戏坐老死丧，世复一世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 806年，韩愈上书(shàngshū)，请求将石鼓(shígǔ)移入太学珍藏，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陋儒当道，“方今太平日无事，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尚论列，愿借辩口如悬河(kǒurúxuánhé)”。 818年，名臣郑余庆把石鼓移到凤翔孔庙存放(cúnfàng)，出土近200年的(de)石鼓终于有了遮风避雨处。 石鼓文赵明诚(zhàomíngchéng)的思路有点怪 唐末至(tángmòzhì)宋初，中原战乱，石鼓遗失。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(fèngxiáng)知府时，找回9件石鼓，安置(ānzhì)于府门庑下，“外以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”石鼓。传说(chuánshuō)宋仁宗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(bèi)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 此说不确，司马(sīmǎ)光说“吾本寒家(běnhánjiā)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为官清廉，且能力(nénglì)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。 苏轼科举成功后，首任期（三年）也在凤翔，趁机精研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，北宋时“其可见(kějiàn)者四百六十五，不可识者过半”，元代只剩386字，明清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(jìng)“钩(gōu)”出(chū)657字，在所有版本中最多。 学者韩立平认为(rènwéi)，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对立，而(ér)苏轼“读书万卷不(bù)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“廉洁(liánjié)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(bùwèiguò)物之操”的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下令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了强劲的外敌，成为儒家(rújiā)寄情的最佳对象。 宋代富而不强，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只会(zhǐhuì)从故纸堆中(zhōng)找方案。 赵明诚便从石鼓中看出了(le)奇怪(qíguài)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以前碑刻，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，如今世以为碓臼者，石性既坚顽难坏(huài)，又不堪他用，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碑碣，石虽精好，然亦易剥缺，又往往(wǎngwǎng)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(shígǔ)得以传承，因只用烂石材，无二次利用(lìyòng)价值，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，事事有理”。 此说无据，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(zhàyuán)”石鼓的拓片，知其尚在人间，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家族，太氏家族所在(suǒzài)村庄(cūnzhuāng)因瘟疫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削去，下半部则被掏成(tāochéng)臼，用来舂米，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文字。可见(kějiàn)，石鼓可以再利用。 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将石鼓调运(diàoyùn)至汴梁，藏在太学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(nèifǔ)，存于保和殿稽古阁，并在字(zì)口中填金，设围栏防护。 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占汴梁，石鼓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北京，金人刮走了嵌入(qiànrù)的黄金，将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(shìdàfū)心中的痛，《容斋(róngzhāi)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，刻意向金国使节询问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(huídá)是“无报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诗》，末句感慨(gǎnkǎi)：“致主有心歌小雅(xiǎoyǎ)，汗颜无术下登三。”意思(yìsī)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，却没才能达到更高境界。 金正隆三年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，幸石鼓早被遗弃，官方亦不知它在何处，使它躲过(duǒguò)了(le)一劫。元代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虞集在泥草中发现石鼓，元皇庆元年(yuánnián)（1312年），迁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(dàchéng)门下，此后600多年无播迁(bōqiān)。 差点没上“南迁”名单(míngdān) 明清时，石鼓成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垄断了相关(xiāngguān)操作。 据(jù)学者施安昌在《乾隆(qiánlóng)与石鼓文》一文中钩沉，乾隆从39岁到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、制帖(zhìtiē)、办文会。39岁时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》，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(hé)一首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。 73岁时，乾隆得石鼓文的元(yuán)拓本，是当时所见(jiàn)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记录，并让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(wángjié)、董诰、曹文(cáowén)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放在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，一套藏(cáng)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(xiánshú)地扮演“述古(shùgǔ)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”的形象。 1933年4月19日(rì)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(jù)学者彭海军钩沉，早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(děng)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社会(shèhuì)上不乏反对声，胡适、鲁迅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，可效欧洲，将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军事(jūnshì)根据地构想，期待日军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”，当时石鼓不属于故宫博物院，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(dìyī)科科长庄严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(yùnzǒu)后……有一天(yītiān)，我忽然奉到院长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(guózǐjiàn)将两庑(wǔ)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，既重大又(yòu)困难的课题。” 它们是(shì)故事最多的石头 石鼓重，且“时间久远，石皮和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(wénzì)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(fèngxì)，此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扎紧，用厚绵纸裱糊，再用粗麻绳捆绑，外裹(wàiguǒ)三四层棉被，放入特制木箱，以稻草(dàocǎo)塞紧，致“每鼓重逾两吨(liǎngdūn)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(shígǔwén)音训》刻石，共11大箱。 在(zài)(zài)迁移中，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，石鼓一路封闭，1937年12月到石鼓发现地宝鸡县，特意开箱启封，在县政府大门口(dàménkǒu)展示3天。 抗战结束后，文物回迁，遇两次车祸：一是在(zài)江津县广兴乡，方向盘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箱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”；二是(èrshì)距酉阳(yǒuyáng)20余公里的(de)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被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无损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(shígǔ)差点去台湾，因轮船超载，临时留在(liúzài)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上迁台名单，一是仅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，石鼓不归其中任何(rènhé)一家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 石鼓(shígǔ)一直在南京仓库中(zhōng)，直到1950年初运回北京，当时国子监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，暂放在故宫(gùgōng)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，文物局决定，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(de)底座仍在国子监。 故宫石鼓馆在皇极殿东庑房，逛珍宝馆的游客很(hěn)容易忽略(hūlüè)它，但那里有中国故事最多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(hé)苦难(kǔnàn)，它们仍屹立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风雨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：沈沣） 来源：北京晚报·五色土(wǔsètǔ)